人类如何在控制气候变化上错失了良机？

本文转载自界面新闻，Id：wowjiemian

一条公路因加州大火被封闭

纳撒尼尔·里奇（Nathaniel Rich）在《失去地球》（Losing Earth）一书中告诉我们，40年前，社会公众和美国政界对全球暖化这个问题的理解比那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更深刻。不仅如此，当时已经形成了制订一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条约的良机，而且也产生了在这个问题上由美国来发挥领导作用的政治意愿。如果当时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人类本可以阻止气候变化的进程，正如1989年通过签订《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全球逐步停止了对氯氟烃（CFCs）的使用，从而有效地阻止了大气中臭氧层的耗损。

历史上的错误决定在今天看来是令人遗憾的回忆。里奇选择通过两位最具有坚持精神的气候变化活动家，雷夫·波默兰斯（Rafe Pomerance）和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的视角来讲述这个问题。波默兰斯从1979年起开始参与有关气候变化的社会活动，当他在位于华盛顿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办公室工作时，他读到了一份有关煤炭的技术报告，报告中提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煤炭的燃烧可能给地球的大气层带来“重大而且具破坏性的”变化。作为一名环保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如果这些情况是真的，他应该早就有所了解，但无论是他还是他办公室里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听说过存在有这种威胁。

出于对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的好奇，波默兰斯联系了戈登·麦克唐纳（Gordon MacDonald）。麦克唐纳是地球物理学家，也是一个被称为“杰森小组”（theJasons）的“神秘小圈子”的成员，“杰森小组”是由美国情报部门召集组成的精英科学家小组，专门在出现棘手的国家安全问题时设计解决方案。正好在那段时间，“杰森”小组发布了一份题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气候的长期影响》（The Long-Term Impact of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on Climate）的报告，其中描述了人类的食品和饮用水安全存在着的噩梦般的威胁，以及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读了这份报告后，波默兰斯感到十分震惊，他决定必须采取应对行动，于是着手准备向国会发出简报，以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失去地球》

波默兰斯当时的个人生活状况也促使他迫切希望采取应对行动，那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八个月，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将会降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活动议案通过者，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培训，为什么一定要由他来对这种不祥的威胁采取行动，对此他也感到十分困惑。尽管他在这些方面很缺乏经验，但他提议的听证会还是开始造成了一些影响。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召集了一次听证会。在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证据后，普雷斯决定请求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对“二氧化碳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评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物理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是这份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他当时正在研究开发一个气候研究模型，试图了解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后会对地球气候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如果增加一倍，将导致全球气温升高3摄氏度。上一次地球达到那样的气温是在大约300万年前，那时候在距离南极仅仅500公里的地方就可以生长山毛榉树。

当时整个化石燃料工业都非常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埃克森美孚（Exxon）因为担心会有“影响我们生意的立法提案获得通过”，于是自己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二氧化碳的研究项目。他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后来卡特总统签署了《能源安全法案》（Energy Security Act），而且美国国会授权国家空气质量委员会（NationalCommission on Air Quality）邀请一组专家起草避免出现危险气候变化的立法草案。

美国国家空气质量委员会召集的这一组专家共有20多位，包括一些政策专家和思想家，还有一位工业科学家以及一位环境活动家。他们讨论了从开发合成燃料到投资研发太阳能光伏发电等一系列应对这一气候威胁的选择方案。对此类行动，埃克森美孚的代表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主张应进行“有序过渡”。然而，专家小组中的一位经济学家却看出了问题，他指出“我们正在商讨的是将会对这个国家造成重大影响的举措”。

然而，当他们要着手起草立法草案时，最大的问题出现了。由于专家之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而且在争论细节问题时都态度坚决互不妥协，最后因为无法达成共识，他们一段话也没能写出来。令人诧异的是，这个专家小组最后的陈述报告的措辞比当初召集成立该研究小组时的声明明显软弱很多，而且专家之间分歧严重，最后只有一位仲裁人在这份报告上签了名。

那次起草法案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后的第四天，罗纳德·里根当选了美国总统。当他宣布将要关闭能源部和解除对地表煤炭开采的限制的计划时，美国煤炭协会（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的主席宣称自己“欣喜若狂”。但来自科学界对化石燃料行业的威胁并不会因此消失。汉森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地球已经开始变暖。当时30岁出头的国会议员阿尔·戈尔，已经开始就气候问题召开听证会。1982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报道了戈尔关于温室效应的第二次听证会，该听证会的目的在于求证汉森的发现。气候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议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是，随着政界和公众舆论的分歧不断增大，社会各界一直无法提出能够取得共识的行动方案。这一事态形成的僵局给埃克森美孚带来了勇气，该公司得出结论：影响其生存底线的立法威胁已经过去，将业务重点重新放在开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上将是安全可行的。

直到1980年代中期，关于臭氧层出现了空洞的新闻才将气候问题重新带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迫在眉睫、显而易见的大气污染问题，政客和公众都清楚明白这一点。大幅减少使用氯氟烃（CFCs）已经刻不容缓，因而各国签订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也表示一致支持采取行动保护地球的气候。气候问题在1988年的夏天达到了顶峰，那一年也是历史上最热和最干燥的一年。当汉森就气候变化的威胁向美国国会提出毫不含糊的证词时，采取切实行动以保护地球气候的大门似乎又一次被打开了。

波默兰斯仍然在积极推动各方面采取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他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减少20%。尽管这个数字的背后几乎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支撑，但听起来不错，因此它成为了第一个在全球论坛上被提出来的关于减排的目标。直至1988年底，共有32项有关气候方面的法案被提交美国国会审议，这些法案不仅要求国会制定减排目标，而且要求在为保护气候采取行动方面达成一项全球协议。联合国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也誓言将以“白宫效应”（“White House effect”）来应对“温室效应”。

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抵制行动也开始出现。化石燃料行业意识到，它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复制烟草行业在受到生存威胁时所采用的策略。化石燃料行业采用的应对战略的关键点就是“突出强调在气候问题上科学依据的不确定性”。可悲的是，人性的脆弱在这时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自诩为“老工程师”的老布什的幕僚长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这时做出了有悖大众意见的大转向。因为对汉森的气候模型持怀疑态度，于是苏努努开始在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运行自己设计的粗糙的气候模型。基于自己设计的气候模型得出的可怜的数据，苏努努说服了自己，认为那些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全是“技术垃圾”，并决定开始阻止各种为保护气候而采取的行动。后来苏努努获得了成功：美国例外论（US exceptionalism）的提出意味着气候问题全球会议的最终声明并没有得出所有国家都赞成立即采取行动的结论，不仅如此，这份最终声明还缺乏具体的行动方式、目标和最后期限。

老布什的幕僚长约翰·苏努努开始阻止各种为保护气候而采取的行动。

气候问题遭遇的这场灾难性的失败对今天的全球气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负有责任。虽然苏努努一直否认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这个责任显然应当归咎于他。为了未来将生活在气候灾难时代的每一代人，有罪的人需要被追究责任。

里奇这本书的最后几页记录了人类在气候问题上遭遇那场失败后所造成的后果。1989年全球气候大会之后，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碳比那之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多。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上，有迹象显示各国愿意努力推动对气候问题采取国际化行动，察觉到这一点后，化石燃料行业花费了约5亿美元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里奇指出，在过去的40年里，基础气候科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除了一个领域——“责任过失的分配”。随着全球暖化的趋势朝着升温3摄氏度甚至更高加速奔去，与气候问题相关的法律诉讼开始大幅增加。

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气候威胁在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的《不适宜居住的地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设法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而不是2摄氏度，那么全球至少约有1.5亿人将会免受生存的威胁。最迟在21年后，全球气温将会达到升高1.5摄氏度这个门槛界限。就我们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100年全球将升温3至4摄氏度，因此所造成的危害更是呈指数级恶化的。现在仅仅通过减少排放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还迫切需要寻找能够从大气中减少数十亿吨温室气体的办法。

华莱士·威尔斯在书中确定指出，我们面临的威胁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损失（如果全球变暖达到第一级别，美国将会因此损失0.88%的GDP）到森林退化、珊瑚礁消失、海平面上升、疾病增加和极端天气导致的饥荒，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地球的热带将会出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但是，华莱士·威尔斯也告诉我们，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气候恶化将会造成社会动荡，没有什么比内战更邪恶更令人憎恨的了。

《不适宜居住的地球》

在《光明的未来》（A Bright Future）一书中，约书亚·戈德斯坦（Joshua Goldstein）和斯塔凡·奎斯特（Staffan Qvist）告诉我们，一些国家已经解决了气候变化问题，其他国家也可以效仿他们的做法。这些国家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核能：相比德国和日本等这些正在关闭核电站的国家，瑞典等保留了核电站的国家在减排方面做得更好。但是，认为建造更多的核电站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气候变化的想法是错误的，你只要想想建造核电站所需要的漫长时间就能明白。如果现在开始计划建造一所核电站，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建成——更有可能会需要20年。这就告诉我们，建造核电站项目是无法将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因为当全球暖化已经达到了前面提到的门槛界限的时候，新建的核电站还未能用于发电。

核电早已经不是一种经济的能源形式了。在美国，核电业正呼吁政府提供补贴，使其能够与其它形式的能源生产竞争。核电站需要超过50年的时间才能偿还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如今，所有明智的投资都集中在发展风能和太阳能上，这两种形式的能源占据了所有新能源发电的最大份额。我担心，《光明的未来》一书所提出的不过是一种类似磷火（ignis fatuus）的不切实际的做法，会把我们带离一条本可以使未来的损害最小化的道路。

《光明的未来》

如果我们的未来看上去已经很糟糕，那么我们孩子的未来则更加糟糕。华莱士·威尔斯说，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妻子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备受我们宠爱的下一代人会对此作何反应：我们尽力保护他们免受一切伤害，然而也正是我们，将他们无情地置于最大的威胁之下。当然，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的示威抗议者占领了煤矿，1000多名抗议物种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的活动人士在伦敦被捕，世界各地都有学生在罢课，我想，在气候问题上人类不会再长久地彷徨下去。

本文作者Tim Flannery是一位古生物学家、探险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他最近出版了《欧洲：一段自然博物史》（Europe: A Natural History）一书。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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